艾利克斯:其實就是掉入了美元圈套，台灣也是一樣。對於這樣的問題其實老是怪制度也不是辦法，畢竟一直壓匯率刺激出口的可是自己，只能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中國也不是什麼都沒有拿到就是了。要注意的是，這樣的聲音一多，很可能貿易保護的幽靈就要再現了。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財匯資訊) 2011-12-05 13:02:09
開放之后，改革不力，致使中國產業空有創新戰略而成果寥寥，大批企業長期被鎖定在國際分工的低端環節上，難以躍升
“中國已落入了‘壞的貿易’陷阱，1993年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后，我們深陷‘進口高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和‘出口實物產品換取美元紙片’的‘壞的貿易’之中，這是一條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一位教授憤怒地說，“為了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我們應不惜以退出WTO為籌碼對世貿條約重新進行談判，并考慮退出WTO的戰略問題。”
盡管是學者一家之言，但也讓那些為入世申請和談判忙碌了十年甚至幾十年的人感到悲涼。表面看，入世后中國出現的巨額貿易順差和國際分工的低端鎖定，引發了當下讓中國政府撓頭的匯率問題、以及所謂的“壞的貿易”陷阱，而更深層次上，更多人關注的，是以WTO多邊框架為主體的國際貿易力量給中國政府、市場和企業帶來的不適感正在加劇。
貿易力量越過貨物產品，跨過邊境，滲透到與產品相關的企業運作、市場體制改革和政府治理上。WTO給中國經濟起飛帶來的推動力不言而喻，它深刻地改變一批企業的命運，但對中國市場體制與政府治理深層次的改革，目前來看，作用還有限。
拆除政治炸彈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是中國最早研究關貿總協定和WTO的學者之一。
盡管全球經濟治理的三大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GATT)的產生與中國都有些淵源，但直到1970年代初，中國對這三家機構仍敬而遠之。“當時，我們給這三個組織的定性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御用工具，也就是說不是什么好組織。”薛榮久對《中國企業家》回憶。
這一切直到1974年才有松動。當時，鄧小平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準備參加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主題是經濟和貿易發展)，為給鄧小平準備發言稿，當時的對外經貿部國際小組二處開始組織官員和專家翻譯、學習相關國際會議資料。期間，薛榮久等學者發現關貿總協定不太像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因為，關貿總協定原來是35個條款，但1965年以后為照顧發展中國家，專門加了3個條款。不僅如此，總協定中強調的國際分工不僅沒有剝削的意思，還與馬克思經濟理論中國際分工大同小異。
改革開放后，中國先后恢復在IMF和世行中的身份，并開始研究“復關”。當時還從日內瓦請來了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參加創建關貿總協定時的主要參與人石鐘策幫助研究策略。
1986年7月11日，中國正式照會GATT，要求恢復關貿總協定成員國席位，薛也是中國復關專家組成員之一。一年后，中國正式遞交中國外貿體制的答疑稿，此后開始了漫長的溝通和談判，1995年關貿總協定改為世界貿易組織(WTO)。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入世的決心也越來越大。
“當時中國政府下決心‘入世’是想解決兩個主要問題；一是最惠國待遇；二是貿易中的歧視。”薛榮久說。
盡管決心很大，但由於最惠國待遇問題涉及修改美國國內法而被擱置，直到1999年中美才恢復入世談判。不久，美國國會順利修改了國內法，確立了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年度定時炸彈拆除。而貿易歧視問題也在2001年11月解決。當時，中國無奈地接受了12年期限的特殊保障措施條款和15年期限的市場經濟地位的過渡期的條款(簡稱“兩反一保”)，才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一直以來，許多人管這兩條叫歧視性條款，因為在全世界這兩條就是給中國制定的。當時中國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已經顯露，為了防止中國向國際市場釋放巨大產能，精於算計的西方人提出特保條款。而有關市場經濟地位條款的情況也類似，“從實際情況來說，1994年中國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西方國家也認為我們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而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薛榮久說，“但我覺得說這是歧視性條款不合適，叫附加條款更好一些，因為當時中國如果不接受，你根本就進不去。”
心病已除，但如鯁在喉的感覺仍強烈，直到入世前夕，國人還在爭論加入WTO是否就是中了美國人的圈套，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國化？為了慶祝永久性拆除了炸彈的勝利，在2001年12月10日夜里，許多官員也在歡呼。事實上，當時幾乎沒人能肯定地預測，WTO對未來中國貿易和產業的實質影響。但此時，中國的心態是情愿用這塊他山之石敲打體制之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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